媒婆形象在文学中的变迁

唐朝：媒婆形象的初步形成

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媒婆的形象开始初步形成。唐朝经济发展迅速，外交政策发达，对待女性嫁娶一事也多有包容。唐朝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婚姻的自由权利，被允许离婚即再嫁。故而唐朝的再嫁现象也十分频繁，媒婆这一职业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一环。在唐代小说中《莺莺传》中，丫鬟红娘的角色以媒婆形象出现。红娘为张生和崔莺莺的感情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二人的感情“穿针引线”。通过红娘这一中间人的形象，也刻画了张生与崔莺莺相见艰难，以及张生努力寻求姻缘的形象。红娘这一角色机灵聪慧，作为崔莺莺身边最亲近的人，同时作为丫鬟这一社会职业需要规劝，在帮助崔母监视崔莺莺的这一角色的矛盾点中，此形象已经具有小说的戏剧性。

宋元时期：媒婆形象的丰富

到了宋元时期，媒婆的形象更加丰富。宋代的媒人已经有了等级的划分，媒人的穿戴及职责范围有了严格的要求。此外，程朱理学的兴盛，对男女婚姻上的规范和束缚越来越大，媒人在宋代的婚姻中具有重要且不可替换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之下，也有多本话本小说出现了媒婆形象。比如《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中的官媒，《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还有《计押番金鳗产祸》中的媒婆，她们以小角色的形象出现在话本小说中，渲染了当时朝代下的一种社会氛围。在李军锋的论文中也提到过，这类小说中媒人形象以老实的形象出现，是符合当时宋代民间氛围和社会淳朴风气的。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由唐代《莺莺传》为原型，将红娘这一形象再度刻画，“红娘”这一形象也成名于《西厢记》。有所不同的是，红娘在《西厢记》中贯穿了文本始终。红娘这一形象塑造正与此相应和，红娘“偷眼望,眼挫里抹张郎”正说明了红娘对张生的细致观察,具有识人能力。在崔莺莺和张生私会后被老夫人发现，红娘也是通过自己的口才将自己保全，这也足以证实她的机智聪慧。为了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在作为“命比纸薄”的丫鬟身份中，也愿意牺牲自己成全自家小姐的爱情，去反抗一种封建礼教制度下的教条。

明清时期：媒婆形象的负面化

到了明清时期，媒婆的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趋向负面化。明代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其中冯梦龙所著的《三言》中就有许多具体的媒婆形象。比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以及《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醒世恒言》·卷十六)中被称为虔婆的刘四妈及的牙婆薛婆和媒婆陆婆。这些媒婆并非以说媒为正职，而是有其他的正经职业，比如卖珍珠等，在闲暇空余时才接说媒这门生意。而正因还有些媒婆从事的是人贩子等为社会所耻的职业，故而媒婆的形象开始变得负面。这时的媒婆形象出现了一些具体的变化，媒婆不顾双方条件如何，只一味撮合，为了获取其中的利益，形象变得负面，市侩和凉薄。小说《金瓶梅》中也出现了媒婆形象，例如王婆,薛嫂,冯妈妈和文嫂。这些媒婆形象被刻画得十分负面，与前期朝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媒婆形象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总的来说，媒婆形象在文学中的变迁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和对女性角色的不同认知。从最初的正面形象到后来的负面形象，体现了社会对媒婆职业的看法和态度的转变。